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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工运之星”曾飞洋被抓:打着公益幌子敛财谋色

12-22 20:17

曾飞洋

记者从广东警方获悉,据群众举报,警方12月3日破获一起涉嫌假借工人“免费维权”之名实施严重刑事犯罪的案件,以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为主要平台进行活动的曾飞洋、孟晗、彭家勇等7名犯罪嫌疑人,目前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自称是中国第一个“劳工NGO”,但经警方查明,该“服务部”早在2007年就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,目前也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,却在近几年来频频现身于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现场,在幕后策划、组织、操纵工人罢工,激化劳资矛盾,严重扰乱社会秩序、严重践踏工人权益,并在境内外大肆炒作扩大自身影响,将劳资纠纷的矛头指向政府。

在境内外媒体早期的报道中,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曾经作为民间工人维权公益组织的典型案例出现,而其负责人曾飞洋也因常常见诸报端而享有公益明星的光环。一个曾经的媒体宠儿为何会突然遭到警方的调查?曾飞洋及其领导的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?在他们耀眼的光环之下,又到底还藏着什么从来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?

曾飞洋是谁?

在过去的报道中,曾飞洋自称从大学毕业后曾在广东南雄司法局工作,后因工作太悠闲而辞职,不久加入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帮助工人维权。

事实上,如今为社会所了解的“曾飞洋”却不是他的真名,而是冒用了他人的身份。

曾飞洋本名曾庆辉,1974年12月出生,广东南雄人。在就读广州某中专学校期间,他因嫖娼而被学校除名。1994年,曾庆辉找到一名叫“曾飞洋”的同乡,以曾庆辉的城镇户口与“曾飞洋”的农村户口互换为条件,两人对换身份,以便曾庆辉冒用“曾飞洋”的身份参加高考,并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大专班录取,两年后毕业。此后,曾庆辉就一直冒用“曾飞洋”的身份至今(为阅读方便,下文仍称其为曾飞洋)。

1996年毕业之后,曾飞洋进入南雄市司法局工作。在此期间,曾飞洋与有夫之妇通奸,后因女方不愿再继续保持关系却遭到曾飞洋的纠缠,曾飞洋被当地公安机关以侮辱妇女处以其15天的行政拘留。不久,曾飞洋从司法局辞职。1998年,曾飞洋加入廖晓峰创办的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,在廖晓峰离开后接手该服务部。

“免费维权”,接受境外巨额利益

起初,曾飞洋的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为外来务工人员无偿法律咨询,通过承办涉及外来工的侵权个案、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来维持机构运作,以此打响了名气。

自2002年开始,“服务部”以开展工伤探视、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项目等名义,开始接受来自境外一家基金会每年大量的资金资助。据警方透露,该服务部接受的境外资金,是由该境外基金先将资金打入位于香港的另一基金会的账户,再由位于香港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亲自携现金进入国内。2009年之后,曾飞洋专门在香港成立公司,直接接受来自这家境外基金会的资金。

此外,“服务部”还接受来自西方多国等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资助,并与外国驻华使领馆保持频繁的联系。有了这些资金之后,曾飞洋正式以“免费维权”的名义在珠三角地区展开活动。

2010年,香港一家名为“中国劳工通讯”的组织开始介入资助、拉拢曾飞洋的“打工者文化处理服务部”。“中国劳工通讯”每年向“服务部”提供70余万元“活动经费”,并直接负责发放曾飞洋本人的工资。

但与此同时,曾飞洋需要每月向“中国劳工通讯”提交财务报表,并在每个季度和每个年度向其做出工作报告,该“服务部”的会计蒙某某说,在香港“占中”之前,曾飞洋以前“每个月要去香港一到两次”。另外,“中国劳动通讯”也派人员入境参与“服务部”管理和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,并“坐镇”过工人罢工谈判的现场。

在警方的搜查中,在其住所和办公室发现大量反动书刊、培训书籍、口号标语等大量材料,办案民警称“足足装了十几麻袋”。警方初步调查显示,曾飞洋多次出境接受培训,并长期向境外提供中国 “劳工运动”的情况报告。

破坏劳资谈判,“导演”工人罢工 

2015年4月,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发生持续时间长达6天的大规模工人罢工事件。期间,部分工人聚集封堵厂门、阻拦各种工厂运输车辆出入,并以威胁谩骂、阻塞楼梯口等方式阻止其他工人上班,场面一度异常混乱、几近失控,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。

利得鞋厂有各类外来务工人员2000余人,但由于社会保险、加班工资、带薪年假等问题与厂方存在矛盾,在这次事件之前已经自发形成过两次罢工,要求厂方解决其合理诉求。

但是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在通过该厂工人得知利得鞋厂工人出现劳资纠纷之后,就开始介入其中,导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。

据该厂工人介绍,起初,曾飞洋等人以帮助工人“免费维权”之名,主动联络利得鞋厂的工人获取信任。此后,就开始组织工人进行“培训”,观看韩国、香港等地工人罢工的纪录片,并介绍该“服务部”过去介入其他劳资纠纷时的“成功案例”,告诉工人不要通过政府渠道解决问题,而要直接通过组织罢工向厂方施加巨大压力,“闹得越凶,利益就越大”。

曾飞洋等人在为介入鞋厂劳资纠纷做前期准备时,先是组织工人推选出了5名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。5名工人代表向厂方提出了13项要求改善的诉求,经过谈判厂方答应了其中10条。工人代表感觉其基本要求得到满足,一场罢工眼看即将避免。

但此时曾飞洋等人却开始催促工人代表“罢工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”,导致工人代表对其介入罢工的目的产生疑心,遂逐渐疏远与“服务部”的关系。

很快,在曾飞洋等人建起的鞋厂工人微信群中,开始有人造谣“举报”5名工人代表“收了老板几十万块钱”,要背叛鞋厂工人的利益,必须换掉工人代表继续罢工。“谣言一个传一个,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一样。”5名工人代表之一张莉(化名)说。

紧接着,“服务部”连夜再次组织召集了所谓“工人代表大会”,强行撤掉了5名工人代表的身份,并重新选举了更为激进、易于为其控制的工人作为代表。原来的工人代表事后回忆,当时还差点被现场一些被煽动得“群情激愤”的工人殴打。

重新选举之后,新的工人代表又提出其他没有法律根据的不合理诉求,“服务部”的孟晗、汤欢兴还直接冒充工人代表进入谈判会场操纵谈判,并最终酿成了利得鞋厂的大罢工。

自制“工运之星”牌匾送给自己

据“服务部”中负责宣传炒作的汤欢兴介绍,曾飞洋所获得的资金均来自于境外,因此必须不断想方设法炒作自己、扩大事态、造成影响,符合境外组织的“口味”,才能吸引到这些资金的关注。

汤欢兴说,“服务部”介入罢工已经形成了一套模式。每次听闻有劳资纠纷发生,曾飞洋等人就会派人先去摸摸企业的底,以判断有无插手炒作的价值。一旦确定要介入,则开始向工人宣传“不要政府这样的第三方介入,只要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就能解决问题”。然后则开始组织、培训工人,教授工人代表如在谈判中给厂方施加压力;闹事时则指挥工人拉横幅、喊口号、游行、罢工等。

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李华(化名)提到,曾飞洋之前给工人“打气”时总是表示自己要与工人在一起,“要团结、向前冲”,但曾飞洋却只派“服务部”的人员在现场组织指挥,本人从来不现身于罢工现场,甚至在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时连手机也打不通,“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,他把我们抛弃了。”

然而从罢工伊始,曾飞洋更积极去做的却是联络境外媒体记者深度介入报道。曾飞洋在每次维权活动中,都要求汤欢兴实时整理出文字报道与图片交给曾飞洋。材料到手之后,在互联网对外发布信息、制造社会影响的同时,曾飞洋还立即向境外媒体主动“爆料”。据警方调查,部分外媒在利用曾飞洋提供的资料所做的报道中,将工厂与企业单纯的利益纠纷歪曲成工人与政府的矛盾冲突,影射、甚至直接攻击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社会制度。

汤欢兴认为“曾飞洋只想把事闹大”,与曾飞洋之前极力淡化政府在劳资谈判中作用的鼓动相反,实际上每次罢工事件最后都是由政府出面协调解决劳资双方矛盾、满足工人的合理诉求,使事态得以平息。

每次罢工结束后,曾飞洋等人都会召集举办庆功宴。在宴会上,曾飞洋会向工人“炫耀”其“服务部”在罢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据参加过的工人说,曾飞洋还曾自己出资制作了一块 “工运之星”的牌匾,再让工人隆重地赠送给自己,并拍照留念上传网络,还对外宣传这是“工人自发自愿”的行为。

曾飞洋的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近些年不断在珠三角地区发展新的分支,在东莞、佛山、中山等地成立了“佛山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”等机构。此外,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还牵头组织所谓“工人领袖研习班”,传授其“成功经验”。对此,曾飞洋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,“服务部”是中国劳工NGO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当前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疲软,导致我国出口需求不旺盛,加之国内人力资本的价格不断攀升,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发生经营困难,劳资纠纷更为频繁。曾飞洋等人也正是在近几年开始明显增加对工人罢工的插手,据警方初步统计,近5年来,“服务部”在珠三角地区共插手罢工数十起,其中包括恒宝首饰厂工人、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安、广州军区总医院护工等罢工。

资金账目混乱,公益光环之下敛财谋色

蔡娇原为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出纳,自1998年首次从媒体上了解“服务部”公益活动之后,就一直在那里担任志愿者。2005年12月,蔡娇正式加入了该“服务部”,但却离开之后就踏上实名举报之路。

“正式加入‘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’之前,我并不了解内部的实际运作过程,以为只是帮助解决纠纷的公益组织。”蔡娇说,“当了‘服务部’的出纳之后我才发现,这里资金的管理根本就是笔糊涂账,资金都由曾飞洋一人经手,大量资金根本没在账上出现过。”

蔡娇说,曾飞洋每次只在“服务部”留下一些备用资金入账,但“服务部”里的人经常凑一些没有发生过的费用发票来报账,曾飞洋本人还曾把家里的牙膏、牙刷、洗发水等日常用品开支拿到“服务部”报销。蔡娇作为出纳几次拒绝这些开支的报销之后,曾飞洋在内部会议上破口大骂,并将其开除。

对于曾飞洋的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资金账目混乱的问题,蔡娇说有报社记者曾经想深入采访其中详情,但最终苦于难以调查而不了了之。目前,警方正在对其资金往来情况进行梳理。

据警方查明,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,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从来没有向社会公开过其资金使用情况的具体细节,但已发现曾飞洋自2008年以来,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。曾飞洋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个人工资为每月仅数千元,其妻为当地中学教师,但曾飞洋在广州市番禺区市中心购买过房产两栋,并名下有汽车一辆。其中一处他以其妻弟名义购置的房产,还高价租给自己的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”套取境外组织资助的项目资金归个人所有。

另外调查显示,曾飞洋在已组成家庭并育有一子的情况下,与目前还与其他女性保持着不正当性关系,且热衷于在线裸聊,但曾在一个裸聊QQ群因在群里表现“太过下流龌龊”被踢出。另外,民警在曾飞洋家中查获出大量淫秽物品。

据了解,曾飞洋每插手一起罢工,都会借“维权”的机会从中物色女工与之“谈恋爱”,现已发现包括维权女工、志愿者在内的至少8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。

截至目前,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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